第二部分 关于塑料购物袋“定价”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通知》所采用的塑料购物袋强制收费措施是变“隐性收费”为“显性收费”。从经济上看，合理的价格就是按商品零售商的塑料购物袋进货成本确定（不包括外部成本）。理论上这种方法不会产生如部分民众所质疑的那种“变相涨价”的现象，因为目前商家“免费”提供的塑料购物袋的成本已计入到商品价格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通知》的实行，自愿为环保少用或不使用塑料袋的人在购买商品时，实际比其他顾客多掏钱，其结果是对环保者的不公平，塑料袋显性收费将克服这个弊端。理论上说，如果将塑料购物袋进行单独收费，它将就不再记入商家的商品成本，最终也会体现在商品价格上。这样消费者的钱就能多花在所需要的商品上，而不是把钱花在塑料袋上；消费者自己决定是否消费塑料袋，需要的人就要交钱购买。然而，目前媒体和舆论就塑料购物袋的“定价”问题还存在两点主要疑虑：第一，该如何定价？是由商家说了算，还是政府说了算？第二，对塑料购物袋进行收费后，商品价格不降怎么办？如果商家收费过高给老百姓添加新的生活负担怎么办？本文将对这两点疑虑作简要分析，并通过建立一个“经济负担模型”来对一些可能的情况加以说明。

一 在《通知》规定的范围内，为什么要规定最低定价？

如上文所分析的，根据《通知》的要求以及发改委的解释，在《通知》实行后，商家对塑料购物袋实行“收费”的实质是把“隐性收费”变为“显性收费”。[1]发改委的解释还强调，政府将依据塑料购物袋的一般成本为之确定市场最低价，即商家可以在某一价格之上自主定价。[2]我们认为，这种政策的目的就是防止“显性化”了的塑料购物袋价格重新变为“隐性化”。例如，如果把成本是2角钱的购物袋只收1角钱，塑料袋成本中的一角钱再次还原成隐性收费，被计入商品价值之中，这种还原的比例越高，塑料袋需求量越增加，因为消费者误解该商店提供的塑料袋“便宜”，那么《通知》所制定的“有偿使用制度”将形同虚设。因此，在《通知》规定的范围内，必然要规定最低定价。而不设最高定价的合理性则可以从第一部分的第五节关于“替代效应”和弹性分析中得到一些解释外，也可以通过下文的“负担模型”分析中得到确认。

对《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补充解读

不像原来专家讨论的那样，《办法》没有列出具体数目的塑料购物袋最低价格，但规定了商家不得以“低于经营成本销售塑料购物袋”。这显示出政策制定者对确定统一最低价格可能会带来的问题还是有所考虑的，但在《办法》的规定下，如何确定最低经营成本是执法的关键。《办法》第八条规定：“商品零售场所应向依法设立的塑料购物袋生产厂家、批发商或进口商采购塑料购物袋，并索取相关证照，建立塑料购物袋购销台账，以备查验。”看来，要实行有效的监督购物袋成本，相关部门就需要掌握这个台账的内容。这种管理是否有效，还需相关部门给出监管的细节或通过实践告诉民众。此外，既然要让民众监督商家的购物袋价格，那么是否可以让商家干脆公开台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二. 是否会给老百姓带来经济负担？

商家开始对塑料购物袋进行“显性收费”后，商品价格的确可能不降低或变化不明显，顾客因此会质疑他们为购买商品实际多花钱了。我们觉得，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可以接收的，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理由是：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供需关系会逐渐调整商品的价格。此外，要实际去衡量扣除了塑料购物袋成本的商品价格是否公平本身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衡量只能由市场，也就是实际的买卖决定。因此，在实施《通知》后，商品该不该降价不应该是我们这一政策讨论的一个焦点。一方面，该降价的一定会降价，另一方面，众多市场因素的存在使得商品价格不降反升的可能也是正常的。

相似的，目前的舆论还在关注在塑料购物袋上花钱会不会给老百姓带来经济负担。定性地来说，《通知》的目的就是通过“预设”“经济负担”来引导民众减少塑料购物袋的消费和使用，最终使大家没有“负担”。需要承认，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塑料购物袋都会存在，民众仍然会在这种“商品”上付出一定的代价。一定的代价和与之平衡的塑料购物袋使用一定量的减少是政策所要达到的结果，而不是让塑料袋消失或让百姓没有任何经济付出。因此，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代价，而是这种代价是不是民众可承受的。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购买塑料购物袋的花费与商品总价款、个人收入、甚至是地区经济水平等众多因素的比较关系，更要和原有的“隐性收费”情况进行比较。因此，只有通过定量研究我们才能确定在《通知》实施后，是否会给老百姓带来负担。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对定价所带来的“负担”效应进行情景分析，其主要目的就是说明这种效应的不确定性，需要各方共同商讨来使之确定。同时，此模型也可帮助我们思考和政策相关的许多其他问题。

此外，我们还需要把政策实施对社会成本减少的因素考虑进来。简单的说，如果塑料购物袋使用和浪费减少，那么末端垃圾处理的负担就可能降低，那么老百姓通过纳税和缴纳垃圾费而花在末端处理上的钱就可能减少。根据一些专家的估计，塑料袋在北京市的废物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这一减量效果对垃圾处理负担减轻的效果应是明显的。[3]显然，要具体确定实际的社会成本的减少，还是需要进一步量化研究。这一情况再次说明，我们在制定政策前应该有更多的调研和更周全的考虑。

三. 塑料购物袋消费分析模型和情景分析

模型中的变量和函数关系

变量：

Qb：《通知》实施前的单位价款塑料购物袋使用量

Qw：《通知》实施后的单位价款塑料购物袋的意愿购买量

Qa：《通知》实施后的单位价款塑料购物袋实际购买量

Aj：从Qw到Qa的调整系数

E：塑料购物袋购买量的价格效应

R：顾客对减少使用塑料购物袋的主观认知效应

F：商品零售商对《通知》规定的具体执行效应

Pb：《通知》实施前的塑料购物袋成本

Pa：《通知》实施后的塑料购物袋定价

Cb：《通知》实施前顾客在塑料购物袋上实际的花费

Ca：《通知》实施后顾客在塑料购物袋上的花费

T：顾客对使用塑料购物袋的经济承受力

Inc：居民收入

Ex：单位商品价款

变量之间的关系：

（1）       T=f1(Ca, Inc, Ex,···);

（2）       Cb=Pb×Qb;

（3）       Ca=Pa×Qa;

（4）       E=f2(Pa);

（5）       Qw=f3(Pa, E, R, F)

（6）       Qa=Qw×Aj

模型解释和分析

（一）（1）式假设T基本由Ca、Ex和Inc决定，如果存在某个具体的对个人或人群来说的Te值，那么如果定价被视为合理，必须使T<Te。决定Te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但必须要明确一点，即为一定的塑料购物袋支付一定的费用的合理性，公众不能期待一个政策既让塑料袋减少了，同时又让老百姓不花钱。

（二）如果《通知》实施后，Ca小于《通知》实施前Cb，那么就不能说由于定价政策的实施，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三）E是一个参数，它的值的范围是0～1。0表示不消费塑料购物袋的情况，1则表示对《通知》实施前的塑料购物袋消费模式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4）式也是塑料购物袋的需求函数的一种等价转换。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估计其函数图大致如下：根据此图，当Pa为0的时候，E值为1，当Pa无限增大时，E无限趋于0。但具体的函数关系还需调查和实验确定。

（四）R同样是一个参数，它的值的范围也是0～1，值的含义也同于E。对R值的确定需要调查和实验确定。为解释模型，这里暂打一个比方。在《通知》已经颁布的情况下，对于已知的两个超市，一个超市平均在一百个人当中仅有一位顾客自备购物袋，我们设对这个超市来说R值为0.99；另一超市有五十个人自备购物袋，那么R值则为0.5。后一种情况表明对于该超市的顾客群总体来说其节约塑料袋的自觉认知度几乎比另一超市高出一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减塑效果也高出近一倍。

（五）F同样是一个参数，它的值的范围也是0～1，值的含义也同于E。为说明模型，我们假设商场在收银处对塑料购物袋进行明码标价，并分开计收费用的F值为0.7，而如果商场设置另外的柜台出售塑料购物袋的话，设F值为0.3，表明后一种方式对减少塑料购物袋的作用更为明显。

（六）在（5）式中，除了Pa和E有相互关联之外，R和F之间也会有一定的关联。为方便起见，我们暂为f3设一个简单的函数关系：Qw=Qb×E×R×F。假设Qb目前为5，那么如果没有实施《通知》的规定，E和F都为1，仅仅R在起作用，如果R的值很大，接近于1那么就对Qw的减小作用很少，其实这就是目前现实的情况。如果实施《通知》的规定，E和F都会小于1，那么都会对Qw产生影响，在E值可能为一定的情况下，F的作用则更加大，这意味着商家采取什么方式落实《通知》规定将对Qb的减少产生不同的结果。

（七）从假设的f3函数关系中，我们看到如果通过改变E将会对进一步减少Qb产生影响，如果在《通知》实施后，E、R、F一定的情况下仍不能显著减少Qb的话，就应该大幅提高塑料购物袋的价格，以环境税的形式影响Qw。

（八）（5）式可应用于个人的分析，一个零售商，或社会整体水平的分析，对于后两者，相关变量则皆为平均值。

（九）考虑到一些偶然因素，比如临时的遗忘会使主观的Qw发生改变，因此在有必要是引入调整系数Aj，最终得到Qa。

小结

    为检验《通知》实施的效果，包括它对百姓的经济影响，需要相关研究者和调查机构抓紧时间，在新政策实施的前后收集相关数据，甚至设计一些实验，以掌握包括需求函数、价格弹性、不同收费措施的具体效果的信息。在这样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模型分析，才能够断言“有偿使用制度”是否会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